凝视她半晌，他答：“早就动了，很早很早，比他还早。”

　　他？

　　一个月之后，他在加里西亚[3]阵亡了——这真不该属于我！打那时起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个年头。在那些岁月里，我历尽沧桑——仔细回想这些年发生的一切，追忆那些变幻无常、心智都无法理解的不可思议的往事时，就觉得这三十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一九一八年春，那时我的父母已不在人世，我流落到了莫斯科，住在斯摩棱斯克集市的一个女商贩的地下室里，她总是嘲弄我说：“呦，贵小姐，您的寿命长吗？”我也做过沿街叫卖的事情。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我把自己所剩无几的家产（无非是几只戒指、一个小十字架和一条破旧的皮领）卖给那些戴着高加索皮帽、敞着军大衣的士兵。也就是在阿尔巴特街角和集市附近叫卖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位心地极好的人，他是个上了年纪的退伍军人，我很快就嫁给了他，四月里便和他一起去了叶卡特琳诺达尔[4]。我们在路上走了快两个礼拜。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他的侄子，一个十七岁左右的男子汉，他坚持要南下参加志愿军。一路上，我扮作村妇，脚上穿着树皮鞋；我丈夫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哥萨克农夫的罩衫，留着夹有灰白胡须的黑络腮胡子。我们在顿河和库班附近逗留了两年多。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冬天，我们随着一大群难民从新罗西斯克[5]渡海去土耳其，途中，我的丈夫因伤寒死在了海上。打那以后，我在这个世上就只剩下三个亲人：我丈夫的侄子、他那年轻的妻子和他们七个月大的女儿。但没过多久，侄子就携妻渡海去克里米亚[6]渡海去土耳其，途中，我的丈夫因伤寒死在了海上。打那以后，我在这个世上就只剩下三个亲人：我丈夫的侄子、他那年轻的妻子和他们七个月大的女儿。但没过多久，侄子就携妻渡海去克里米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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