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九年二月十三日，大唐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日子，在这一天，朝廷会议上，以房玄龄和杜如晦为首的数十位文臣联名向李二陛下递上了一份奏章，李二陛下打开奏章一看，有些吃惊，因为这上面所说的东西，是关于朝官要求修改贞观律的内容。

　　奏折中指出伴随着和北方部族的通商行动，大唐国内商务蓬勃发展，从事商业者日渐增多，对于这种情况，大臣们都感到非常的重视，因为根据魏征提出的一份报告上显示，近三年来，大唐国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下降了一成，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上涨了三成，这三成里面不仅仅包括了离开田地的那一成劳动力，更包括了原先不具备劳动力的一批人。

　　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也没有足够的身体条件从军，一些身体上有缺陷或者是先天疾病的某些人就开始从事被他们视为空手套白狼的商业贸易，虽然商业活动自古以来都被视为贱业，但是相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商业活动的确赚钱很快，也因此，近三年来，大唐民间百姓资产大大提升。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却一定会随着商业的日渐繁荣而导致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为国之根本，没有足够的农业生产，国家的粮食产量提不上去，光有钱也没什么用，人活下去最需要的是粮食，是食物，如果出现粮食危机，再有些奸商囤积居奇。导致粮食价格大涨，就会引发民间动荡。

　　奏章还指出，近来由于七王出海的事情引发的十万民众出海大潮，不是一个普通的现象，朝廷务必要给予重视，应当立刻派遣官员到达各个重要的粮食产地，明察暗访相关产地的粮食产量和劳动人口的变化，看看是否有家庭违反了朝廷法令，不顾家中农业生产而一味的出海经商。

　　对于此种状况，朝臣深感忧虑。他们一致认为钱多了是好事。但是不能因此荒废了粮食生产，大唐对于农业生产方面的改革刚刚开始，正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大量人口出海经商。还绝大部分都是青壮。这种情况不能不警惕。古人为何要重农抑商，就是因为商业活动太过发展了就会和农业争夺劳动力，最后导致粮食危机。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出现过。正是因为如此，商鞅才会提出重农抑商的政策，大力打压巨商大商，使得商人不再具备操控物价的权力，不过大唐对于商业的管制太过松懈，以至于商业行为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全部都是民间自己管理，这样固然不错，但是一旦发生了商业犯罪事件，又当如何？

　　每当饥荒之年，无论朝廷是否禁止，总是有那么些富商大贾把粮食这一生命商品给圈起来坐地起价，从而获得高额利润，等粮食危机平缓了物价恢复正常了，那一部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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