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钢同时感到，外资银行歧视华人的一贯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华夏买办人为造成的，他们既是中外商务交流的桥梁，又是两者间的鸿沟——他们为的是维护既得利益和至尊地位。

　　在某些时候，华夏人歧视华夏人，更甚于洋人歧视华夏人。

　　桑达士负责在香港的借贷，在港商眼里，是个比大班还更有权势的人物。众港商莫不嫉羡包玉钢，某些银行买办对他恨之入骨。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包玉钢并未从桑达士手中借到一分钱。

　　1955年，初涉航运业的包玉钢，购买了第一艘金安号旧船。桑达士未给四处碰壁、几乎山穷水尽的包氏一分钱支持。

　　其后，包氏的船队扩大到7艘旧船，将其中一艘押给汇丰，才从桑达士手中获得小额贷款，作为流动资金。

　　桑达士很欣赏包氏低价长租的经营方式，也为环球航运公司的发展感到高兴。他知道包玉钢梦寐以求造新船，但他仍不打算成全包氏。

　　当时香港的银行业有一条下成文的规矩，行中人称之为“黑书”：请不要投资于航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这几个行业风险极大。

　　1961年，桑达上与包玉钢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晤，这次会晤，把汇丰与环球都推向顶峰。

　　会晤地点在名叫“香港会”的西人俱乐部，两人坐在蓝厅临窗雅座。包玉钢开门见山：

　　“桑达士先生，我想向日本造船公司订造一艘新船，排水量为七千二百吨，船价为一百万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航运公司谈妥，船造好租给他们，期限为五年，第一年租金为七十五万美元，我想向你借这个数。”

　　这使桑达士甚感为难。最后两人敲定，如果包玉钢能从日本银行开到银行信用证，桑达士就兑现借钱。

　　结果，包玉钢开到别人都断定开不到的LC，桑达士君子无戏言，终于打破“黑书”行规，借钱给包氏造船。

　　当然桑达士并非完全出于料定包氏开不到LC而贸然与包氏打赌。

　　当时世界航运业蓬勃发展，市道看好，拥有船只，犹如拥有一座海上金矿，高额的盈利足以抵消船只的风险。

　　包玉钢的保守经营作风，与银行业如出一辙，桑达士熟悉包氏，亦熟悉包氏的环球，所以，他敢与包氏打这个赌

　　事实上，“黑书”并不是一成而不可变的。汇丰与环球，联手打破“黑书”中不可投资航运的禁忌。

　　其后，汇丰与国泰，又打破“黑书”中不可涉足航空业的先例——贷款购买价值更昂贵的大型波音喷气客机。

　　董浩云指责的是事实，这正说明包玉钢与汇丰的关系不一般。

　　香港作家冷夏、晓笛在其《世界船王——包玉钢传》中借用一句话，形容包玉钢与桑达士以及汇丰的关系：

　　“桑达士的最大功绩，是发掘了包玉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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